该案例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组织和个人违反前款规定，侵害我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我国公民、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该规定中有一个术语是“歧视性限制措施”，该术语是我国反制措施和机制启动的先决条件，决定着反制清单的触发情形以及各实体需要遵守的阻断义务。

然而，在这部法律中，“歧视性限制措施”这一概念却并未被清晰界定，也并未明确具体范围和认定方式。而且，这一术语从未在国际法的权威法律文本中出现过，并非国际公法和国际经济法学界所公认和常用的法学术语，故国际法领域尚无相关明确的解释和界定。且歧视性限制措施现主要由国家行政执法者予以识别，国家行政机关识别的个案较少，司法领域涉及中国反制法的案例较少，无法通过案例的相似性比较形成案例群的类型化定义。故而有学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立法宗旨、基本原则、价值诉求，以及学理上对该术语进行检视，即将“外国国家为实现对我国发展进行压制和阻挠的目的，通过干预中国内政的形式，凭借其本国法律或人权等借口对我国公民、组织实施的背离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诉求与国际交往基本行为标准或规范的限制措施均可视为歧视性限制措施”，这为有关机关识别“歧视性限制措施”提供重要参考。1

“活扣押”指对船舶不进行实际扣押，而只是限制被申请人对船舶的处分权，也即法院扣押船舶的所有权证书，并通知海事部门或渔监不予办理该船舶的买卖、赠与等所有权转移手续，不予办理在该船舶上设立抵押权或其他限制船舶所有权的权利的手续，而允许所有权人继续对该船舶占有、使用、经营、管理、收益的一种海事请求保全措施。

与“活扣押”相对应的术语是“死扣押”，是对海事法院对案涉船舶实施的保全措施的形象说法。“死扣押”即实际扣押，对船舶进行限制离开的法律程序，也即经法院命令，为保全海事请求而对船舶做出的任何滞留或对其离开做出的任何限制。

“死扣押”形式下，船舶不能投入营运，亦不能处分或设置抵押，使船舶无法发挥经济价值，使被扣人的经济偿付能力降低。而“活扣押”不影响被扣人的经济偿付能力的同时也减少了扣船期间的各种费用，如停泊费、维持费等等，实际上是为日后的偿债的实现提供了较好的保障。

在该案例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个细节是合同中约定双方的争议解决方式为某境外仲裁机构仲裁，并且准据法为外国法律，2 而该案例中人民法院却突破仲裁条款的约定，确定对此类案件依法具有管辖权。

该举动实质突破了传统国际商事仲裁协议优先原则。这一司法实践表明，《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在特定情形下可构成排除仲裁条款效力的直接管辖权依据。当外国实体以执行域外制裁令为由对中国企业实施差别待遇时，此类争议已超出平等主体间合同纠纷范畴，涉及国家主权与公共秩序维护，司法机关可基于特别管辖规则介入审理。

尽管《纽约公约》要求缔约国尊重仲裁协议效力，但公约第五条同时规定，若仲裁裁决违背执行地公共政策，缔约国可拒绝承认与执行。本案中，外国制裁措施本质上构成对中国司法主权的干涉，若机械适用仲裁条款，将导致《反外国制裁法》确立的反制机制形同虚设。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之公共秩序保留条款，认定涉案仲裁协议的执行将损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故排除其适用。3

值得一提的是，该管辖依据的适用在《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十八条有所体现：“任何组织和个人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侵害我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我国公民、组织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该条是典型的中国法院长臂管辖条款，可以突破仲裁条款的约束，对受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中国公民、组织予以充分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