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等法院对于本案的管辖权，主要基于以下法律及事实依据，涉及跨境资产特性、司法管辖权规则及法律适用冲突：

争议核心为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内的18亿美元信托资产。根据香港《高等法院条例》第3条第（2）项的规定：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高等法院具有无限民事及刑事司法管辖权的法院，鉴于该账户的资金流向及管理均在香港完成。因此，香港高等法院作为金融资产所在地法院，对资产冻结、权属争议具有管辖权。  

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宗庆后曾通过企业内部邮件指示下属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专项信托，相关邮件经香港公证人认证。  

根据香港《受托人条例》的相关规定，高等法院具有广泛的权利来处理与信托相关的事物，如根据申请委任司法受托人、做出关于信托管理的指示等，因此，信托设立地的法院对信托效力争议具有优先管辖权，尤其当信托文件签署、资金注入等关键行为在香港完成时。

香港采用普通法系，相较于内地《信托法》第八条“书面形式”的强制性规定，香港法院更注重实质要件（如委托人意图、资产独立性、受益人权益）。若原告能证明宗庆后通过资金注入或口头指示确立了信托关系（如邮件指令、分红转入记录），即使缺乏正式契约，香港法院仍可能认定信托有效。

笔者认为系出于以下方面考量：

本案中，原告方提交了出生证明、银行流水以及宗庆后内部邮件等证据，初步证明了血缘关系以及信托存在，基本符合《香港高等法院条例》第21M条的规定。

如上文所述，鉴于该账户的资金流向及管理均在香港完成，且争议资产存放在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因此符合香港的地域管辖原则。

此前宗馥莉已转出该信托账户中内110万美元且未充分解释其用途，因此法院足以确信若不及时冻结，被告有可能将资产转移至其他司法辖区或隐匿。

考虑到冻结资产并不会影响到信托的正常管理，但对于原告的保护却大于对被告造成的不便，因此，符合便利平衡原则。

经综合研判，对于香港法院批准冻结令需要满足的四要件均已满足，为此，香港法院作出的临时禁令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随着本案的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质疑家族信托的功能，笔者认为，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15至17条的相关规定，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的固有财产，原则上不受个人债务追索，因此家族信托资产隔离功能法律基础仍未动摇，参考但是存在明确边界，而本案中的信托财产，则存在以下合规风险，导致资产隔离功能失效。

香港信托的有效性需满足《受托人条例》及普通法确立的“三大确定性”原则，本案中，原告方主张该份信托缺乏宗庆后签署的书面文件，仅依赖银行记录和内部邮件截图，不符合法定形式要求。尽管香港普通法承认“实质重于形式”，但形式瑕疵仍削弱法律效力，成为原告挑战信托的核心依据。

据悉，该份信托约定金额21亿美元（三名子女各7亿），但截至2024年仅注入18亿美元。根据香港信托法理，未足额注资的信托处于“未封闭状态”，受益人权益无法完整主张，同时信托资金与娃哈哈未来分红绑定，在分红前属公司资产，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而宗馥莉以公司名义转出110万美元，进一步凸显信托财产与企业资产混同。

宗庆后在2003年时曾提出“待集团年可分配利润≥30 亿元人民币时，优先注入信托，直至 21 亿美元足额”，但是宗馥莉此次提交的宗庆后于2020年作出的遗嘱中则表示：“本人名下境外资产悉数由独女宗馥莉继承，其余任何人均不得主张。”，但该遗嘱仅由两名集团高管见证，无家族成员签字亦无香港律师签字，因此效力仍然存疑。同时，宗馥莉方提出从该份信托财产中转出110万美元系用于公司越南工厂付款，这将导致偏离家族信托资产隔离的本质，可能被认定为商业工具而非信托。

综上所述，家族信托的资产隔离效果仍可实现，但需严守以下要点：

1、财产来源合法：避免绑定未来收益（如未分配分红），需为委托人当下合法所有的资产。

2、书面文件完备：跨境信托需符合设立地形式要求（如香港需书面契约）。

3、目的声明清晰：在文件中载明“财富传承”等合法目的，避免与遗嘱等文件冲突。

1、物理隔离账户：信托资金专户管理，禁止用于企业运营或个人消费。

2、限制控制权保留：委托人可通过“保护人”监督，但禁止直接操作账户；受益人分配需经受托人审核。

3、任命独立监察人：制衡家族成员权力，避免一言堂（如宗馥莉独揽转款权）。

1、若债务危机后设信托：若设立时已存在债务风险，需证明信托未损害债权人利益（如保留偿债资产）。

2、跨境执行风险：利用香港《内地判决（交互强制执行）条例》协调两地裁决冲突，但需解决法律差异（如遗嘱效力认定）。

信托的资产隔离效果依然存在，但非“万能保险箱”， 唯有回归信托本质——让渡控制权以换取安全保障，方能真正发挥其财富保护价值。